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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 罗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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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小商品业界里，湖南邵东小有名气。凭借务实勤恳，敢为人先的经商作风，邵东人赢得了“湖南温州人”的绰号。比较两者发展历史的脉络，可以发现邵东和温州的发展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建国之初，邵东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省平均水平之下，是典型的内陆贫困县。但到了1998年，该县GDP达47亿元，高于中西部239个县级市32.15亿元的平均水平。在2004年时，GDP升至86.47亿元，居湖南省第五位；县治所在地两市镇更是获得“湖南综合实力第一镇”的桂冠。虽然邵东经济实力和沿海发达县市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但放在内地,还是让人刮目相看。这个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人多地少的弹丸之地，外无重点工程投资拉动，内无经济特区政策优惠，是如何创造被经济学者称之为“邵东现象”的经济奇迹的呢？但也有人说：“这城，那城，其实是座空城！” “邵东繁荣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泡沫经济。”甚至，外地商店还一度打出 “本店绝无邵东货”。谤誉交加下的邵东到底是怎样的发展状况？带着兴趣与好奇，笔者于2005年4月19日至4月25日实地走访了邵东，希望通过零距离的感性体验发掘出邵东的真实背后。
本文的组织结构如下：文章的第一部分对邵东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大致梳理；第二部分提出邵东在现阶段所面临的问题；第三部分剖析邵东起落轨迹背后的政府行为；最后部分是结论。
一．邵东经济发展历史与现状概述
“逆境美德”之敢为人先
邵东地处衡宝干旱走廊，人多地少，78年人口密度达535人/平方公里，是湖南省人口密度最大的县。早年，在沉重的生存压力下，邵东人迫于生计纷纷外出“淘金”，使邵东获得了“百工之乡”的称号。有个小故事，很能体现拓荒时期邵东人精明的商业头脑：80年代初，邵东人在秋收后，将稻谷15元一担卖给邻县人，春荒时，再以20元一担的价格买回。邻县人窃笑：“邵东人傻，每担白送我5元！”邵东人感慨：“邻县人笨，帮我存了一年粮食不说，还给我一笔活钱，让我落实好几笔生意！”改革开放之初，城市一批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而纷纷倒闭，嗅觉敏锐的邵东人，走南闯北，将国企廉价处理的工业制成品运往农村倒卖，一些头脑精明的商人甚至直接购买机械设备，引进国企待业技术人员，像模像像样地办起了企业。由于邵东人经常在不景气企业活动，邵东人出现的频率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企业景气指数”，有人干脆倒果为因，称邵东人是“报丧乌鸦”。在文革时期，商品经济已在邵东骚动萌芽，各地零星出现村办小工业；70年代末，僵化的经济体制开始解冻，私营经济开始发展。邵东出现了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企，地方将此事上报，省里冒着政治风险下达了“不提倡、不反对、不支持”的指示，在事实上对邵东创新举措提供了保护；78年，国家对邵东经济恢复集市贸易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并作为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温州当时派团来“取经”的历史至今仍令邵东人津津乐道不已。由于邵东在90年代民营经济发展活跃，该县先后成为全省惟一的民营经济改革与发展试验区、全省专业批发市场试点县、全省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县和国务院县域经济综合调研基地县。现在邵东有30万人常年在外经商务工，邵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在全国27个省市区的253个城市里，出现了“邵东街”和“邵东区” 。邵东人在逆境压力下的出色表现印证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挑战—应战”说。
“商业立县”之流通网络
就目前而言，邵东形成了“商业城、工业镇、专业村”式经济格局。所谓“商业城”，就是以邵东工业品市场为核心，以100多个专业市场、综合市场和农副产品市场为支撑，编织了辐射全国的商业物流网络。活跃的流通网络，给邵东经济注入活力，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进程，2004年，全县集市贸易成交总额达57.33亿元。在商业强劲带动下，第三产业占据了邵东GDP的半壁江山，总值居全省县级第一。目前，邵东工业品市场带动了全县200多个专业村、15000多家家庭工业、500多家私营企业的发展，本县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达35%，小五金、打火机、服装、针织等产业在当地市场占有率更是高达80％以上。廉桥药材市场自明清开始萌芽，建国后一度衰落，80年代以民间马路市场的形式自发复苏，现在年成交规模为全国第四，号称“南国药都”。廉桥药材市场的兴盛，带动了药材生产专业村、专业乡的出现。斫曹、双凤成为万亩药材生产乡，有76个村成为药材专业村。中药材已成为邵东县的第一大经济作物，种植品种60余个，年产值近5亿元。其他市场建设方面，徐家铺木材市场是我国中南地区最大的木材集散地之一；县城家电批发城和五金批发城也在中南地区享有盛名。工业镇是指以打火机、铝制品、铁器、五金等产业为依托的小城镇，如两市镇的打火机、服装、渔网，黄坡桥的衣架、皮革，仙槎桥的铁锤、钳子、菜刀，火厂坪的钢球，廉桥的药材、眼镜，范家山的炉灶、皮鞋，灵官殿的小型水泵，堡门前的竹器。专业村则是工业镇内部“一村一品”的分工单位。
“草根产业”之块状经济
笔者实地考察发现邵东工业区域布局已具“块状经济”雏形，“块状经济”是指在一定地域积聚形成具有比较优势，带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色产业及其组织形式。块状经济区即是由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积聚成的年产值在亿元以上的专业化产业区。笔者走访的仙槎桥镇以小五金见长，其特色又进一步分解：锤子村、扳手村、钳子村、起子村等，各村又将每道工序发包至户。在仙槎桥镇上调查时，有一群“特殊工人“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在不到10平方米的手工作坊里，六名“童工”在加工扳手配件，其熟练程度并不亚于成年男工。旁边家长模样的中年人解释说，他们利用学校放假空闲帮工。这幅场景不禁让笔者想起亚当?斯密笔下十八世纪英国的手工作坊。当者想把这场景拍摄下来时，敏感的孩子们用跑开的方式善意地拒绝了。扳手村村支书介绍了小五金生产流程：在黑田铺铸铁，然后转到廉桥加工成毛坯，再到火厂坪进行车床作业，在仙槎桥镇完成电镀、打磨、组装等最后工序。由于块状产业集中，产品的各种相关零部件都可以在区域内就近采购，采购费用，特别是其中的运输费用很低，低到任何一个企业自己生产都不如从外部采购。大规模的市场签约取代了的企业签约，较多的市场资源配置取代了企业内部生产，降低了企业内部组织费用，各企业可集中精力发挥比较优势。与此类似的还有打火机行业，邵东继浙江、广东之后，打火机产值排名全国第三，年产130亿只，一次性打火机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塑壳打火机占全国60%的市场份额，并且行业内出现了以打火机协会为纽带的行业联合。在一些强势产业上，初步实现了横向专业一体化：众多生产经营同类、同档次、同环节产品的不同企业，形成了专业化产区和专业化市场区。“块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同业充分竞争和部门分工协作，发挥规模集聚优势。强大的民营经济是浙江崛起的资本，而块状经济正是浙江民营经济的组织形式。作为效仿者，邵东似乎起步不错。
二．草根邵东面临转型阵痛：“公地悲剧”之诚信危机
“邵东货”明天的奶酪在哪里？
如果邵东人和外地人打交道表明身份，一般外地人露出神秘的笑容，用暧昧的语气说：“呵呵，邵东是个好地方咧—有钱！呃，听说你那儿造假蛮厉害的！”说“邵东货”全是假货，倒有点冤枉，因为“邵东货”的原产地并不全是邵东。笔者在邵东工业品市场以商人身份就五金、打火机、服装、电器等产品来源地进行调查，发现款式好、价格高的假冒产品大部分来自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在一化妆品店铺，发现某标价34元的“名牌”洗发精竟然只卖3元！问店主该产品是否为本地生产，店主摇头：“本地买不起一整套生产设备。” 在高附加值领域本地产品市场占有率并没有35%，真正“邵东货”多为仿制品—因为它们有自己的商标。在五金市场看到同样型号的扳手，浙江的5元一把，而本地产的只要2元。不过质量和价格成正比，笔者仅凭肉眼就能分辨两者质量高下。如此说来，称邵东人为“温州人的搬运工”倒更为确切，邵东只不过是江浙产品的内地中转站而已。
温州的民营经济的成长，依循“地下微量型—数量积累型—规模数量型—规模质量型” 发展路径。邵东经历了第一次飞跃，现在还处于第二次转变之中。邵东打火机“一分钱利润”的神话可以击败广东，但却在欧盟受到“CR技术壁垒”的狙击，如果每只打火机装上自己没有专利的CR装置，那么邵东人不赚反赔。温州学习的是“意大利模式”，试图效法意大利北部轻工业发展路径，培育出自己的国际名牌。相比之下，邵东仍然受OEM贴牌掣肘，利润空间极小，邵东打火机单价只有温州的十分之一，产值只占全国的4%，并且还不时受到上游企业取消合同的压价威胁。人称“邵东希望四兄弟”之一的曾佑桥曾是没有自有品牌的受害者。他一开始与沈阳双喜压力锅厂合作，借用他们的品牌生产销售。可是当沈阳双喜发现曾佑桥羽翼渐丰，可能对已有的南方市场形成威胁时，立即撤销了合作，并且向当地工商部门举报称曾佑桥侵犯了自己的知识产权。曾佑桥为此交了一笔不小的学费。在与人交谈时，他再三感叹：“没有自己的品牌说到底还是在为别人打工！”说邵东没有自己的“品牌”，恐怕有些言过其实。在邵东产品市场传统的覆盖地云南、广西和贵州以及周边的邵阳、衡阳、永州、怀化，“本店无邵东产品”的标志是邵东假冒伪劣产品大行其道的生动写照。不过一些邵东商人对这种骂名颇感委屈：“来邵东进货的生意人，哪个不对商品质量了如指掌？！平心而论，我们做小商品中间商的，靠的是薄利多销，正常商品的利润在10%上下，假冒商品顶多是20%左右！因为下面批发商的销售点基本在农村，价格低廉的假冒商品在农村有较大市场，批发商利润空间大，所以有的批发商进货，点名要假冒货，如果我不卖，他照样在别处买。为了不流失客户，自己也只好进些假货以满足需要。”廉桥中药材市场是“全国四大药市”中惟一由民间自发组织形成，民间草根力量在其成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在利益驱动下，中间商和批发商常常合谋销售假药，在药品质量日益倍受媒体关注的环境下，廉桥中药材市场在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栏目中频频尴尬“上镜”，前不久，上级有关部门对其下达了“限期整改，规范经营”的最后通牒，套用《无间道》里的一句台词：“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邵东一些效益不错的厂家为了使其产品不被“邵东货”名声所累，让商标采取异地注册、镇名注册等方式规避“产地邵东”，可见邵东人对“邵东货”自信心非常不足。湖南湘源米业的申何东总经理给笔者介绍了小五金行业的一种主要的造假形式：首先，企业家凭借敏锐的嗅觉开发新产品；由于技术含量不高，旁观者发现“搭便车”有利可图，于是一窝蜂地涌入该行业；由于竞争加剧，一些企业偷工减料降低质量，将价格压到行业平均成本以下，为了生存，品牌厂家不得不牺牲质量跟着降价；于是外界对邵东五金的质量期望值降低，进一步压缩了行业的利润空间，几次恶性循环后，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最终全行业萎缩萧条。
“邵东货”是一块公共无形资产，它产生的收入流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它的所有权名义上属于全体邵东人，但实际上无人直接对其收入流的变化负责，某种意义上它是一块集体所有的“无主公共牧地”：如果大家合理放牧（正当经营），牧场的总产出会最大化，但是“理性的个人”会偷偷增加放牧数量（造假），因为他可全部获得从扩大放牧中（造假）获得的好处，而带来的成本（假货对全体“邵东货”的负面影响）却由全体放牧者（全体邵东厂家）承担，过度放牧将成为集体行为，最终公共牧场资源将趋于枯竭，从而导致“公地悲剧”。虽然理性的各收益方有使公共牧场租值耗散最小的动力，但是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邵东货”的诚信问题将给邵东商界带来会越来越大的损失。
金融贫血与组织失效双重牵制企业壮大
笔者就企业贷款来源咨询了一些企业家，其中从正规银行贷款额约只占总额的5%左右，一位老板用开玩笑的口气说：“银行贷的那点钱还不够我打牌呢！” 2004年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58.84亿元，增长15.53%，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51.77亿元，增长13.93%。全县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17.47亿元，增长15.29%，从贷款投向看：短期贷款13.69亿元，增长15.24%；中长期货款2.47亿元，比上年减少0.81%；贷款占存款的比例为29.7%，比上年减少2.4个百分点。从这些数据看，邵东银行对金融业基本起着“吸血”作用。邵东企业并非资金充足，但是从正规渠道融资，手续冗长，考核烦杂；而银行从风险角度考虑也不愿意将钱轻易贷出。邵东青年企业家协会秘书长张茂盛先生分析道：“银行对放贷收息承担100%的责任，从自身利益考虑，存在着‘嫌贫爱富’倾向。现在邵东银企关系中存在一种普遍现象，如果一家企业的经营业绩不错，几乎所有银行都上门给贷款，大企业贷款高度集中，资金闲置。各家银行追逐同一家企业，结果把好企业惯成坏企业，因为资金找项目和项目找资金对企业家的激励完全不一样，一个企业现金流量越大，就越容易将资金投到低效率项目上；而一些回报高有不错前景的小企业却嗷嗷待哺。这些措施导致风险向大企业集中，不良贷款发生的几率增加，由此造成恶性循环，银行更加惜贷，这是银企关系中的陷阱！”
经验研究表明：如果正式渠道贷款困难，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必然会存在灰色的民间融资渠道，这在东部沿海民营经济（以温州为典型）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明显体现。从邵东金融机构存款额来看，邵东拥有大量民间游资。但是企业家反映的是（如果属实），他们资金大部分来源于自身积累和亲友借贷。从侧面可以推测：要么企业利润空间不大，没必要从高息的灰色市场融资；要么企业的信誉度太差，就算回报丰厚也没有人肯放贷。颇有讽刺意味的是，邵东民间“投资”买地下六合彩倒是蔚然成风，难道投资给本地企业的风险比“买码”还大？抑或本地企业的回报率不如六合彩？
家族制是邵东民企的一大特点，邵东人在长期的经商生活中养成了小心谨慎不相信外人的心态，妨碍了家族制民营企业的转型。邵东企业主大多是十多年前白手起家的，现值当打之年，凭以闯荡商海的是多年经验积累。家族制企业在初期打拼阶段的内聚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家族制在企业进一步发展时多少存在着视野局限。难道精明的邵东企业家们居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集体行动化解信任困境
一种看似困惑的现象必然存在着其合理解释的内在逻辑，如何理解上述“消费者对企业、银行对企业、民间对企业和企业主对经理人”的不信任困境？新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科斯认为：“进行市场交易需要发现与谁打交道，通知别人想做生意，条件是什么，为成交而进行谈判，起草签定合同，保证合同条款的履行，进行必要的检查等等。这些活动往往是成本昂贵，足以阻止许多看起来有利可图的交易。”消费者缺乏度量商品质量的专业知识；银行考核中小企业业绩、审定抵押资产价值、谈判签约、防范呆帐坏帐等活动都存在大量交易成本，这些成本是银行惜贷的根本原因，更不用说无专业金融知识的平头百姓对放贷望而却步了；企业主考核聘用职业经理人花费的代价和风险，有可能超过将企业交给亲人经营不善所带来的损失。以上，我们看到完全由“消费者—企业、银行—企业、民间—企业、企业主—经理人”双方执行和保护契约存在着很高的交易成本，意识到这种成本，可以促使人们转向契约外寻找更经济、更可靠的契约执行者和保护者，“第三者”就是在这种需求的刺激下出现的。“第三者”的角色可以由具有专业知识行业商会来承担，而政府机构除了缺乏专业知识外，对借贷双方提供服务的激励也存在不足，并且政府组织自我扩大机构的倾向，有可能为权力寻租埋下隐患。
当发现改变现存制度收益超过改变制度带来的成本时，潜在收益方存在动力去推动制度变迁，这种力量的强弱跟收益的大小成正比。在邵东发展的初期阶段，信誉因素并不是制约邵东经济成长的最大障碍。但是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邵东现阶段的信任环境严重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使企业成为长不大的“小老头树”。从前述四对关系看，改变现状的收益强烈刺激着邵东中小企业家阶层成为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梯队。现代社会被称为“匿名社会”，与乡村社会不同，居民的流动性很大，交易双方通常不认识。现代社会复制信誉机制的主要手段是现代组织，包括企业组织，社团组织，以及大量的中介组织。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一个组织的生命是无限的。如果个人的利益取决于组织的价值，而组织的价值依赖于它的信誉，个人就会注重信誉。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温州的一系列民间商会作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解决企业的信誉问题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88年杭州武林广场的“火烧温州鞋”事件，促使了温州企业组织行业协会监督自身产品质量；同时，行业协会通过信用考核为企业提供了强大的民间金融支持，温州经济奇迹般地崛起离不开中介组织的强力支持。邵东中小企业如果能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 ，建立效率良好的中介组织，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有望破解信任难题。
事实上，邵东企业界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试探着建立自己的代言机构。制度企业家的出现加速了邵东中小企业的中介组织的出现，以邵东青年企业家协会为例，它试图成为全邵东企业家的利益共同体，以期解决困绕邵东企业的信誉问题。所谓的制度企业家是指这样的一类人：他们或者受到普遍的信任或者敬畏；或者善于在讨价还价中调和矛盾，缩短了讨价还价的时间；他们善于利用自己的声望，分割潜在的利润，推动制度变迁。邵东青年企业家协会秘书长张茂盛先生颇有制度企业家风范，他的热心奔波打动了一些原先对协会并不怎么感兴趣的企业家，笔者对他放弃自己工厂业务而为协会成立到处活动的行为十分不解，他淡然一笑：“我希望以后的邵东人能记住我！”邵东青年企业家协会希望政府能将更多的权利下放，承担起监督行业质量、解决银行信贷、民间融资等任务。笔者一度担心协会成为“资本大鳄”的寡头游戏，在旁听4月22日晚的邵东银企恳谈会后，多少消除了笔者的疑虑：在晚上5个小时的会议中，各企业家在为青企协会的服务定位和银行贷款的用途上，争得面红耳赤拍案而起。这表明只要关乎到企业切身利益，企业家会尽力争取自己在协会的话语权。行业协会有着自身的正常利益诉求，但是要保证行业协会成为行业良性竞争的监督机构，而不至于成为追求行业垄断利益的“二政府”，引入中介组织间的竞争机制相当重要。这需要政府降低组织成立门槛，使行业组织脱离对政府权力的依赖，否则行业协会将沦为企业向政府寻租的掮客。
三．“邵东现象”起落轨迹破解：“诺斯悖论”之政府作为
90年代，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邵东能成功发展商品流通业，让人颇为不解。但若能联系当时的大环境，便能破解其中奥妙：首先，邵东于1952年建县，意识形态包袱较轻。由于邵东远离全省政治经济中心，瞩目度低，政府制支持私营经济发展的阻力相对较小。改革开放后，政府迫于发展压力，在别处还在争论个体私营经济有益还是有害，补充还是组成部分的时候，邵东政府便务实地确立了“民营经济主体战略”，形成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与周围县市保守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邵东政府棋高一着，以极小的投入在谋篇布局中抢得先手，在别处“高筑墙”进行如火如荼的“诸侯大战”之际，却主动拆除流通“藩篱”，率先进行市场建设，构建全国性小商品交易平台，极大地节省了客商的交易成本，外地流通商由此对邵东形成“路径依赖”。其次，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现实迫使邵东人只能离乡背井，生活来源主要靠贩买贩卖，因而形成了邵东人特有的经商意识,“哪里有生意，哪里就有邵东人”；即使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成风的年代里，邵东人“做点小生意换点油盐钱”的现象仍层出不穷， “十万邵东人走天下”为邵东市场建设奠定了雄厚的商业人才基础。最后，改革开放前邵东国有经济基础薄弱，地方政府出于自身财政收入考虑，对地方“村社经济”发展采取默认态度，小工业有较好基础。
然而，邵东在近几年的竞争中逐渐失势，湖南省县域经济研究会和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评价中心的《2003年湖南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务评价报告》显示：邵东县经济综合实力排名由1997年的第7位下降到2003年的第11位，六年间排名退后四名。2003年其它经济指标在全省的排名分别为：GDP增长率47名、地方财政收入17名、人均财政收入49名、农民人均纯收入13名、国有固定资产总投资56名。邵东蓝天统计窗的《邵东县与湖南省先进县历史发展比较》表明：2003年邵东县全部工业总产值59.69亿元元，长沙县为224.8亿元，邵东县只有长沙县的26.6%，其中规模工业总产值邵东县15.4亿元，长沙县170亿元，邵东县仅为长沙县的9%。这些数据从侧面反映邵东的增速放慢后劲不足。
新制度主义认为，当政府强大到有效运用暴力保护私有产权的时候，它也同时可以通过任意惩罚和税收对私有产权进行侵犯。政府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无论是无文字记载的习俗，还是用文字写成的宪法演变,都有两个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当政府的两个目的激励相容时，便促进经济增长；当两个目的存在持久冲突时，经济便长期陷入停滞—这就是“诺斯悖论”：政府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政府也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如果仔细寻找邵东经济起飞的脉络，可以发现90年代初是邵东经济崛起的发轫点（见下图）。
邵东各五年计划时期主要经济指标平均增长
究其原因，乃是1992年国家联邦制税收改革的刺激，“中央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地方政府不再纯粹是中央利益的代理人，它在地方利益最大化的刺激下，有动力推动增进地方利益的制度创新；政府官员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90年代中期邵东“撤县立市”的预期，也给在任政府官员强大的升迁动力。在邵东崛起之时，邵东政府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1993年邵东工业品市场一期竣工,作为后来建立的一系列市场的先导，它的示范意义十分深远；邵东1995年适时制定“兴商建县,民营主体”的战略，并对民营企业加予以引导鼓励：为激发邵东人发展民营经济的荣誉感，政府每年都要召开一次民营经济表彰大会上，请私营企业主、个体大老板坐到主席台上，对纳税大户按年前拟定的标准兑现奖励；96年县里奖励给民营经济纳税大户五辆吉普车和六台大哥大，97年拨出140万元再奖励六辆桑塔纳两辆吉普车，民营企业家身份的抬高在邵东人中间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90年代中期是邵东发展的黄金时期， 1994—1997年间年在全省县域综合实力排名由第37位飙升至第6位，尽管中间冲击县级市的目标落空，但是邵东却由此奠定了“湘中商都”的地位。在民企壮大的过程中，政府合理利用规则模糊大打“擦边球”，规避僵化体制带来的不利因素。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不是先规范后经营，而是先经营后规范，边经营边规范，采取“先上车后买票”的措施，降低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准入门槛。一些批发市场以“低税收”甚至“无税收”的优惠条件招商，结果客似云来盛极一时。
“零资源”邵东崛起的奥秘在于拥有“制度优势”这一无形资源，但是中共十五大以后，民营经济地位得到国家正式肯定，湖南各地纷纷采取政策优惠加强招商引资的力度，邵东的“制度优势”不再，在高速公路和提速铁路的冲击下，邵东交通条件虽然也有较大改善，但与全省先进县市相比区位劣势逐渐凸现。外地客商在利用邵东交易平台的同时，自身也从中积累了大量信息和经验，开始可以绕开邵东这一中转站，直接和厂家交易，商业出现“空心化”趋势，邵东物流中心地位的下降不可避免！邵东政府虽然意识到这点，以“兴工强县”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但是规模工业尚不成气候。1998年国家查封“兴华文化书刊市场”后，邵东的外部舆论环境起了很微妙的变化，由被全省追捧变成四处受压，对比起温州在浙江所受的尊重，个中变化邵东人冷暖自知。
如果说“制度优势”的丧失意味着在区域宏观竞争中丧失先手，那么以“官民托运之争”为代表标志着邵东政府微观组织结构的失效开始显现。发达的流通业是邵东“以商立县”的保证，邵东县长途汽车客运站是全国县级城市中唯一的甲等站，其流通能力可见一斑。2002年，地方政府以“规范”为名介入托运业务，将订货处与发货处强行分开，给托运双方带来了不便； 2002年7月7日，在“整顿市场”过程中发生了执法人员随意殴打外地客商事件，引发众怒，导致民众与政府发生大规模冲突。在地方财政收入构成中，罚没收入与行政性收费两项占邵东地方财政总收入的27.5%，分列财政收入额的三四位。如果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产权保护契约蜕变成政府单方面追求租金最大化的工具，那么，私人之间的契约也就只能服从政府的意志。时间一长，私人要么转入地下，进行黑市交易；要么干脆停止交易，放弃交易，结果经济停滞在所难免。改革成本增加也导致政府制度创新供给不足，仔细对比地方官员的职位变化路径，邵东往往是其往上级升迁前的“镀金”最后一站，触动体制既得利益进行改革的风险太大；邵东县是邵阳市的第一经济大县，如果地方官员用稳妥保险的方式守成，卷面分数不至于难看。某些部门从短期利益出发，对假冒伪劣产品采用“割韭菜”式的“假打”。意味深长的是，邵东早年一些企业的成长正是得益于这种“打假不打死”的地方父爱主义保护，才能在制度的空隙间生存下来；但是当企业摆脱初期困境而着眼长远发展时，地方政府量裁权过大造成不稳定预期的波动，不利于健康市场环境的孕育。如果将产品质量量裁权下放给最珍视它的企业间组织的质量仲裁机构，则企业在剩余索取权激励下，有动力制定、遵守和监督最符合行业利益的质量标准。
邵东可以通过两种途径重新获得“制度优势”：一是争取县级市身份，获得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由于国务院暂停了全国新增县级市的审批，该种方案短期内可能性不大。二是改革政府组织的自身效率，将财政收入来源着眼于扩大税基—小河水满大河涨，减少既当“球员”又当“裁判”的短期行为；划清政府与市场的界线，有所为有所不为，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互动模式。外在优惠的行政制度优势终究会耗散完毕，只有形成自动自发的制度优势生成体系，才能形成持久的经济增长。
邵东启示录
“邵东现象”由炫目走向黯然，支配其命运走向的是“制度租金” 的涨落（即在相同物质生产要素条件下，通过“制度优势”所获取的额外收益）。邵东的“商业优先”发展路径有其时代背景和地域人文积淀，后来复制者未必成功。邵东是在外部因循守旧的大环境下，调整经济策略培植有利民营经济发展的小气候，以此产生“制度租金”，从而获得了一定成功。某种程度上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沿海地区是依靠国家行政力量强制制造制度落差，以内地的“大封闭”换取沿海的“小开放”，从而获得“制度租金”。“邵东现象”的兴起并不得益于国家的政策优惠，因此作为草根原生态的“邵东现象”，其成长中所遭遇的问题更具一般性，值得经济学界去研究关注。随着邵东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制造“制度租金”的任务将由政府向社会转移，政府利益与民间利益的相互缠绕，使得“诺斯悖论”越发诡吊。邵东是凤凰涅磐走向“第二次飞跃”，还是让后来人唏嘘不已“伤仲永”？这更需要邵东人拿出自己的智慧与勇气去直面困难，
我们祝愿：邵东，一路走好！
来源：红网论谈-财政时空-经济湖南 2005-06-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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